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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萍原叫文妮,是参加抗战前文政委给起的名字。文妮家住沙河镇文庙村,与柳明的村寨柳村仅三里之隔,都是屋搭山地连边的乡亲乡邻,本应该是相帮相助的好老乡。但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仨钱的不给俩钱的说话,像文妮这样家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们,更难与柳家这样的大户搭上几句话。所以在柳明的印象中,好像从来没见过文妮,也从来没见过像文妮这样漂亮的姑娘。
柳明其实还是见过文妮姑娘的,而且见过还不止一次,只不过没有在意罢了。后来,柳明终于想起:在上私塾时,在文庙学堂文夫子那里好像见过她,而且还真的不是一次。
文庙学堂有个文老师(文卿),叫什么名字穷人们谁也没问过,就知道喊他文老师,有的也尊称他是文夫子。不知是因文庙学堂才有文老师,还是因文老师来才叫文庙学堂的,反正文庙村没有一户姓文的,但这里的孩子这几年不论富户还是穷户,都取名或改名叫文什么。如陆萍原来本没有名,这两年才叫文妮,还有叫文化、文明、文胜什么的,好像这个村现在忽然都姓文。
至于孩子叫文什么,老人们没有多少好的解释,只是企盼咱穷人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跟着文老师上两天学,识两个字,做个文化人多好啊!
这是穷苦人的渴望。但成天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穷人们哪有钱供儿女上学。他们的孩子打小就跟着他们下地干活,一年到头跟着受苦受累,还是交不够地主们的地租,孩子上学自然成了泡影。虽起名叫文化、文明什么的,但大字还是识不了几个。
文庙村的穷人们之所以给孩子这样起名,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文庙学堂的文先生是个大好人,他不光有文化,而且简直就是个济世的大菩萨。谁家有个愁事难事,只要找他出面人家准给面子,尤其那些富户大户的人家,对文老师更是客尊三分,他们的孩子也大都在文老师这儿上学。所以村里的孩子叫文化什么的,其实大人们都想让孩子像文老师那样,做个正直善良的文化人,都能为大伙尤其是穷苦人说话办事。
文老师性格开朗诙谐,讲话幽默好听。当时教育比较落后,多数乡村还是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孔孟之道,全县的“洋学堂”屈指可数。因为“洋学堂”读的是小猫、小狗和小鸭,许多家长特别是富户人家看不起,不让孩子上“洋学”。文老师办的这洋的学堂,既以私塾为主,同时又传授一些新的东西,学生们爱听。家长们一看孩子们愿意跟文老师学,也就都比较放心了,所以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文夫子这里。
富人家的孩子到文老师这儿上学,当然是要交学费的,文老师家有妻儿老小,一家人还等着他挣钱吃饭呢。穷人家的孩子当然没有钱上学,既使有几家条件稍好些的,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大多数孩子都上不起学。不是文老师不通人情,那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文老师有心让一些穷人的孩子在学堂里上学,那些富人们、富家子弟也不会愿意的,那文老师在这儿就立不住脚,就教不成学了,其他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当然文夫子是个当地出名的文化人,在这儿教不成学,到哪儿都会有人用的,但文老师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穷人的孩子大多进不了文庙学堂,但并不是文夫子不让穷孩子们识字。每天富家子弟都背着书包早早地跑来,穷人家的孩子也早早地跑来,不过他们都是拿着镰刀、砍刀什么的,他们是要经过文庙学堂,到山上或坡地去砍柴、割草。在太阳一杆子多高的时候,一个个都背着柴草路过学堂,在学堂的窗户边放下柴担和猪草,挤在窗前静静地听文老师讲课。每每此时,文老师总是向这些孩子投以鼓励的目光,示意他们认真听讲。富家子弟在室内书声朗朗,而穷人的孩子在屋檐下,头挤在花格子窗棂前,默默地记着文老师教的字句。
这些孩子在春、夏、秋的季节还好些,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特别是三九寒冬,这些孩子砍柴回来一身汗,但放下柴担后在呼啸北风的屋檐下,浑身冷得直打颤。但是他们仍那样坚持挤在窗户下。文老师的心里是一阵阵揪心疼痛,但此时他教学更卖力了,既是对室内的富家子弟,更是对窗外的那些穷苦孩子们。
在这些穷苦孩子们当中,就有咱们的文妮姑娘。文妮每天上山砍柴去得很早,又每天去文庙学堂的窗棂底下去得最早,她听文老师讲课的时间最长。但那个时候的文姑娘,由于砍柴的劳累再加上在山上钻林子,浑身上下不像个孩子样。
就这样,文妮在学堂的窗外跟文老师也学了不少字。不光文妮,整个文庙村那些上山砍柴的孩子们,只要经常在学堂经过,在窗棂上那么呆一会,都能学到不少字,都能懂得一些事理,都能算个识字的人。
所以在文庙村,虽然多数都是穷苦人,但这个村的孩子总要比别村的穷苦孩子多识几个字。村子里叫文什么的孩子们就多了起来,好像这么一叫就都成了文化人似的。这不,文姑娘几年一晃,都当上了八路军龙山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还取名叫陆萍。

在龙山的后面,又有一道山川。那一道山川为凤凰山脉,有着面积偌大的石榴园。峰县城就在凤凰山前,是西汉就有的古县城。两道山川形成一个开阔平原,这里还有一个不大的淡水湖。湖面也就十几平方公里那么大。龙山区委书记兼龙山游击大队政委文卿同志,带着区委和司令部将士们就活动在这里。
陆萍离开区委司令部后,文政委便同大队司令王近一块来到山脚下碧波荡漾的湖水边,看着映在湖面的落日思忖了起来:陆萍山前南行任务不知完成得怎么样?
龙山游击队的文政委就是文庙学堂的文老师——文夫子,他是拉起抗日队伍后才改名叫文卿的。文卿对柳明是了解的,因为柳明一直是他手把手教的学生。像邵兴、刘阳、李河这些都是他的关门弟子,还有陆萍、孙风、李龙这些游击队的大将们都是他的编外学生,也就是说都是他学堂外窗户下的弟子。
文卿很喜欢他的这些弟子,他到文庙学堂一任教,就开始注意这一批富家子弟,还有室外窗户下的穷苦孩子们。像柳明、邵兴、刘阳、李河等,家里都是有田亩的富户,他们跟着文老师上了几年学,不但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而且还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因此,他们认为,社会确实存在着很多不平等,贫富分化悬殊不该这样大,有钱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也应该让那些穷苦人吃上饭,不应该对这些穷苦的人们这样歹毒。同是华夏子孙,应当互相帮助,携手度过这个动荡的岁月。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列强和军阀,才能过上太平安宁的日子。
文老师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教他们唱军歌,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唱的: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
齐欢唱。
……
通过教唱歌曲,讲解歌词,文老师给他的室内室外弟子们,灌输了不少革命思想。“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东三省。尤其卢沟桥事变前后,文老师的课讲得更丰富更精彩更动人了。
有一次,文老师在讲课中还领唱了“苏武牧羊”歌,唱完后,他又给学生们讲了苏武如何出使凶奴被扣,并把他流放到北海牧羊,但他坚持19年,始终不屈,终于返回的爱国故事。
文老师通过这些故事,大大激发了窗内窗外这些同窗们的爱国热忱。他们听了文老师的讲课,个个激动异常,在学堂内外,在龙山脚下,高呼“坚决收复失地”口号,接着又唱了一支“打倒日本”的歌。唱完这支歌,文老师十分高兴地说:“这支歌唱得好,你们要永远记住,一定要团结起来救中华,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文老师的这次讲课,实际就是一次激情的讲演,对柳明、邵兴、刘阳、李河、陆萍、孙风、李龙等学堂内外的弟子影响很大,成为他们走上抗日救亡道路的强大动力。尤其富家子弟的柳明,在那天课上完后,他提着书包没有走,而是到了文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的家里。
文妮也在那里,这时他俩已相处两三年了,文妮每晚都要给文老师带些柴禾,帮助文老师搭手干干家务活,文老师有空也总是帮助她多识几个字。时间长了,文妮的字也识得不少了,能读书断句了,就常借文老师的书看,文老师也常推荐一些优秀书籍给文妮看。文妮与柳明相互处得很好,根本没有什么贫富之分,而且还有很多话想单个儿说,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也没好意思说出口。
今天,又在文老师家相遇了,柳明异常高兴,便主动向文妮打招呼。这天,他们师徒仨人都讲了心里话,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文卿政委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天,柳明异常激动,他举着拳头向文老师讲述道:“文老师啊,‘九·一八’事变时,我在报上看到和老师您讲到东北同胞受日寇蹂躏的惨状,恨不能马上扛起枪来去东北抗战。尤其看到冯玉祥将军血战古北口的英雄壮举,我好几个晚上寝不安枕,真是一片热血,义愤填膺。”
“是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华夏的子孙哪个不恨之入骨呢。”文妮在一旁也忙插话说。
“可是,国民政府说什么‘先安内而后攘外’,先前我真是又懂又不懂。”柳明接过文妮的话茬又继续向文老师阐述他的观点:“我想,内为什么不安?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携起手来一致对外?可是以后一连串事实说明,内仍没有安,而外却攘到家里来了。‘一·二八’始则轰轰烈烈,最后还是签字屈服;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也曾寄托过光明和希望,结果又是昙花一现。眼看着辽宁、吉林、黑龙江、绥远、察哈尔,一片片的国土,陆续沦丧,海堂叶的大地神州,竟被小日本蚕食了大半,真叫人痛心呢!以后更是越来越不像话,冀北伪自治政权的成立,华北自治的酝酿,绥远抗战的告终,何梅协定的签字,接着七君子被捕,民主抗日运动高潮,直到‘双十二事变’,张杨兵谏,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捐前怨而谋救国,才得到国共合作,中国人才有了希望,有了盼头。”
好一个柳明,一口气像热锅里的爆豆“劈哩啪啦”说了这么多激愤的话语,直把文老师说愣了。
文老师问:“这些话和这些道理,你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
柳明诧异不解地说:“我们不都是跟老师您学的吗?老师您平时除了教我们识文断字外,不是常给我们讲这些革命道理吗?有时不也是常给我们讲国共两党和全国的抗日形势吗?”
“唉呀,我平时真的讲了这么多吗?我总感觉不如你讲得新鲜呢?”
“唉,我说老师呀,我们可都是你的关门弟子呀,你的思想我们可受了不少的熏陶,大家听了你的讲演,心里总感觉到亮堂,有股子劲在升腾,我们真的希望你能是共产党,带领我们拉起一杆子队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你们真的有这么个想法?”
“有!同我一块上课的邵兴、刘阳、李河等同学都这么想,我们在一块儿有时还偷偷地这样议论呢?哎,文姑娘,你们那些窗棂下的伙伴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在背个儿也常这样议论,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战,确实大震国威。但是,正面之敌,仍然长驱直入,饮马黄河。不久占了济南,一路南侵,现在又直抵鲁南苏北,我们峰县马上就要沦陷。所以,大家都希望文老师能大旗一扯,亮出抗日的招牌,我们奔赴抗日战场,同日寇进行一场痛快的拼杀,保护我们的家园。”
“好!有你们这两位弟子,我这一生足矣。现在我这就去寻找共产党,你们俩各自去做富家同学和穷苦子弟的工作,秘密组织以我们文庙学子为主的抗日队伍。我连夜出山,到天亮回来,然后我们秘密碰头,争取三天内打出我们的抗日大旗!现在,我们就分头行动!”
“好,文老师,你就放心大胆地领导我们干吧!我们这些文庙学生和子弟一定听你的指挥,永不改变!”
柳明和文妮向文老师表示决心之后,两人便又紧紧地握住了文老师的手,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文老师说连夜出去找共产党,其实只是对两位赤诚学生的推托之辞,只不过是想换换架子,不想让弟子知道他就是共产党员,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说老师也会欺骗人,到时候再怎么解释也都不太好了。
其实,文夫子原名就叫文卿,他的老家就在湖西小沛,大汉刘邦的故里。他父亲在县督学当差,为人正直,平时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并常把一些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道理讲给文卿听。因此,年幼的文卿受到熏陶,逐渐养成了爱学习、好思考的习惯。他十四岁那年,父亲被人开除了,全家人衣食无着,遂投奔鲁南峰县亲戚家安身。
地处鲁南的峰县,本来就是著名的矿区,到二十世纪初,外国资本家就在这里修铁路办企业,不遗余力地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再加上军阀当政,捐重税多,折腾得民不聊生。
文卿的父亲因找不到工作,异常愁苦,不久就病故,一家人更加愁苦。但文卿好学之心有增无减,常常一个人一边做事一边看书写字。他很想上学,可是家庭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于是,他就在拾柴回家时,跑到一所学校的教师门前去听讲,专心致志地记下老师讲述的知识,回家后再用功复习。
久而久之,有位老师出于同情心,就收下了他,让他在自己任教的班上学习,并负担他的学习费用。几年后,文卿的哥哥有了职业,在一家医院为人看病。虽然收入不多,但为了供给文卿上学,全家人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希望他将来有个出头之日。
文卿没有辜负家庭的期望,奋发上进,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班的前列。每当期终考试时,他把优秀成绩报告单拿回家中,给他那个苦难的家庭带来欢乐。
年少的文卿曾幻想将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家庭贫困的命运。可是,现实是严酷的,人间的不平,生活的磨难,逐渐使他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意识。
他同情劳动人民,仇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富豪显贵。可他作为一个学生,还不能对社会有个比较成熟的认识,更无法知道劳苦大众摆脱苦难的出路和改革社会的办法。
然而,他的心却向往着变革,憧憬着消灭人世间的不平。
1932年,文卿考进了峰县师范学校。他待人和气,办事稳重老练,大家都很尊重他。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文卿怀着一腔热血,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峰县的学生爱国运动,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卖国。由于他在同学中有威信,很快就成为青年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文卿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地同峰县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对党组织托付给他的任务,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完成,经常受到党组织的赞扬和鼓励。
另外,在党组织的启发和引导下,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学习了介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进步书刊。这些书刊,使他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侓,明确了很多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并下定决心为革命奋斗到底。
因此,经峰县地下党负责人介绍,文卿于1935年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党组织后,文卿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他受县委之命到文庙学堂任教,并以教学这一职业作掩护,在龙山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想秘密成立一支由县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战斗队伍。
在文庙学堂任教的两三年间,文卿在坚持认真执教的同时,还不懈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使他更加认识到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文卿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
所以,文卿在文庙教学时,平时就向这些富家子弟和穷苦孩子自然不自然地灌输一些进步思想,尤其增强这些孩子的爱国意识和激情。所以,当富家子弟柳明和穷苦孩子文妮一齐向他要求共同找共产党的队伍,拉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文卿老师的内心激动了。
他想,组织这些进步学生,组建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时候到了。时不我待! 我必须连夜向县委汇报,要求迅速组建抗日武装,同日寇开始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

县委栗书记、关县长听了文卿同志的汇报,认为在龙山和龙湖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已时机成熟,便命令文卿在三日内组建好武装队伍,三日后县支队将派去部分骨干协助他做好武装工作。
“你手下有多少学生?”栗书记问。
“总共有四十来个,其中富家子弟有十六个,穷苦孩子有十八个,在校外还有十来个积极分子。”文卿向栗书记汇报说。
“富家子弟有多少进步的学生? ”
“看起来都挺积极的,但也有那么三四个不是那么突出?”
“要注意下这些富家子弟的言行。”
“通过这两年的思想灌输,他们大都认同天下太平这一观点,尤其抗日救国谁都不愿意落下。”                           
“那些地主大户们呢?”
“有些地主思想比较顽固,他们根本不问穷苦人的死活,变着法儿欺迫压榨老百姓,好像不把穷人血汗榨尽不甘心。”
“这样的地主在地方上都有很大的势力,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
“有一部分地主大户,虽良田几千几万,但知道呵护众亲乡邻,大家不但处得相安无事,而且老百姓还乐意种他们的地,交他们的租,干他们的活,他们也乐意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难题愁事。”
“这样的地主大户一般都是遵守忠厚传家远的古训,是我们抗日争取的富家重点对象,他们的心里有着良心,也有中国人的骨气。”
“还有一部分地主捉摸不透,似乎介于两者之间,说恶霸吧还没有那一部分地主的霸气,说有慈悲心肠吧,似乎又不愿意和穷苦人搭茬,是个东风来了溜东风,西风吹来恶东风的顺风倒,好像那墙头上的草,没有个定性。”
“这一部分人多注意一下,有些可以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但要注意方式方法和争取的策略,多分析他们的两面性,弄不巧好也是这些人,歹也是这些人。”县委栗书记不无担忧地望着文卿说。
“这些大户有多少地主武装?”兼峰县支队长的关县长忙插话问。
“大部分地主都有武装,他们都是看家护院的家兵。”文卿答道。
“最多的一家有多少?”关县长问。
“最多的也有二百人左右。”文卿说。
“最少的呢? ”
“最少的也有一二十个。”
“最多的那个是谁家?”
“就是最早我给你们汇报的那个抗日积极性最高的青年家里。”
“他父亲怎么样?”
“他父亲叫柳田。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开明士绅,穷苦人到挺喜欢跟他做事,他也到挺乐意帮这些穷苦人办事。”
“那他平时的言行呢? ”
“倒挺有一腔爱国心。有时到学堂来看我,常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怀。”
“你觉得柳家的武装能为我所用吗?”
“这要看柳明这个学生如何同他父亲说了,当然我得跟上。”
“其他的地主家庭武装呢?”兼任支队政委的栗书记又回过头来问文卿。
文卿胸有成竹地说:“像邵兴、刘阳的家里也都有四五十个看家护院的,他们家的那些当家的也都挺有爱国热情的,尤其一提日寇的侵华罪恶,一个个都恨得牙根疼。其他的那几家也都是拥护抗日主张,尤其对张杨兵谏,都持欢迎态度,对蒋介石的行动好像都不大怎么感冒,但谁也没有去说,可能对他们的大总统谁也不敢说吧。”
“那你教的这帮穷苦孩子呢?”栗书记继续问。
“他们个个不用说,一招呼就上,最积极的要数文妮、李龙、孙风他们几个,成天跟着我转,就差走组织这道程序啦。”      
“好!要好好培养锻炼他们,他们将是你即将成立的武装骨干,要通过他们多组织带动龙山前后的穷苦老百姓,参加咱们的抗日队伍。”
“那文庙学堂外的那些积极分子呢,”关县长问:“不是有几个你已发展成党员了吗? ”
“他们是山后龙湖一带的好青年,为首的一个叫王近,他长年打猎为生,组织了一帮好打猎的青年,而且都还会一些拳脚,一些地主恶霸都还怕他三分,但他们绝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从不抢劫人家的财物,他们人人都有一身豪气。”
“好,好一个王近,有点像梁山好汉!”关县长听到这不无激动地说。
“文卿同志,你在龙山一带几年来工作做得很好,根据你的汇报和县委平时掌握的情况来看,以你为首在龙山一带成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的时机已成熟,希望你回去后抓紧组织准备!三天内,县委派人给你发委任状!”栗书记望了望关县长命令文卿说。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组建任务!”文卿“啪”地向政委、支队长行了一个军礼,便转身离开了县委,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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