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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
   

出一本好诗集比重写文学史重要


作者:杨青  来源:深圳商报  发布时间:2014-10-06  查看次数:

——访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 (受访者供图)▲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 (受访者供图)
《跨语际实践》 (修订译本)刘禾/著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3月定价:48.00元《跨语际实践》 (修订译本)刘禾/著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3月定价:48.00元

  刘禾,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她是本报“重写文学史”讨论中第一个发声的海外女学者。

  9月5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暑假回京的刘禾,让她从一个在海外坚持了十年的“重写文学史”活动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来谈当下“重写文学史”意义。

  关于文学史,刘禾早在19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跨语际实践》(2008年中译本)中就专门辟出一章讲述1936年2月出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过一番梳理。

  在她看来,早在1922年,胡适就发表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意在对晚清和现代文学做初步的分期。上世纪30年代初,单独的现代文学史编开始出现:包括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陆永恒的《中国新文学概论》(1932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以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王哲甫的著作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它通常被视为第一部论述现代文学发生的严肃学术论著。关于现代文学的分期,作者划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7年胡适呼吁文学改良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第二阶段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33年王哲甫的著作发表之时。

  1934年4月,在一篇评论中,茅盾对王哲甫的主题和材料处理表示颇不满,并搞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研究项目,把理论文章、有关各个文学社团建立和解散的情况以及这些社团的刊物、作品梗概,还有对这些作品的批评和评论都包括进来。他提出1917年到1927年的十年间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阶段的建议,最终被后来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赵家璧和编辑集体的其他成员所采纳。

  赵家璧作为良友出版社一位编辑如何促成了中国新文学权威文选之诞生?刘禾说,这部巨著的最初构想和出版几乎完全可以归功于他的想象力和社交能力。对“五四”文学进行大规模编辑、分期和编纂选集的念头,源于他在内山书店看到日本文学大系产生的。这套由胡适、郑振铎、鲁迅以及《大系》的其他编者奠定了经典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基础,其实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范式——分期、体裁等等,在后来大陆学者所写的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1939年李何林撰写他的现代文学史时,沿用并修改了《大系》在文学分期上采用的社会学方法,新中国成立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通过抹去《大系》所包括的一些作家来建立一种政治意义上正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相形之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摆脱大陆学者所写的文学史模式的早期尝试而引人瞩目。两岸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当代学术成就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夏志清的著作。因为它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张爱玲、沈从文这些曾处于边缘或受到压抑的作家,重新把这些作家纳入中国文学史,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皇皇二十卷《大系》的续集(1927-1937)。1982年编辑工作刚着手进行,出版社负责人丁景唐不仅向当时已70岁的赵家璧求教,而且几乎逐字照搬了大系原来的版面。除了增加报告文学和电影外,体例几乎与《大系》一致。文学史的传统和体例几乎一如既往承袭下来。

  直到1988年陈思和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这一活动后来中断,但在《今天》杂志上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长达十年之久,由李陀主持。刘禾不仅是“重写文学史”这个栏目的撰稿人,更是这个活动的见证人。

  文学史一直是一个重写的过程

  《文化广场》:《今天》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开了有十年之久,你说果实累累,主要成就有哪些?

  刘禾:1988年王晓明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一年后中断,但不久就在《今天》杂志上接续了下去,一直持续办了十几年。李陀的《昨天的故事——重写文学史》一书中收录的文章就是从《今天》杂志的“重写文学史”专栏里选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文章也是在《今天》“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里先发,后来被唐晓兵编到他那本《再解读》的书里。这两本书里的文章,无论是“五四”之后新文学的研究,还是1917年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有涉及,相当全面。还包括香港文学、台湾文学的研究,这些文章都是非常具体的“重写文学史”的成果,这些成果你在别处见不到,它不仅仅是提一个口号,也不仅仅是要写一两本书,不是空谈,不是立场上的争论,而是把文学史作为思想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来做的,拿出实实在在的文学研究来展示经典文本应该如何阅读。你把这些文章加在一起看,就能看出一定的规模。可以说,《今天》杂志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基本上是对现代汉语文学创作的重新诠释。

  《文化广场》:有必要新修正“文学史”的概念吗?什么样的文学史才是理想中的文学史呢?

  刘禾:如果不从文学史写作的成果和具体的学术成就来看,而仅仅是把文学史作为一个概念来梳理的话,文学史的概念必须从文学史的写作入手,因为任何文学史都离不开写作。我个人不认为有理想的文学史写作,不可能有那种高高在上、全能视角的文学史,也没有所谓理想的立足点,没有一劳永逸的文学史,文学史本身一直是一个重写的过程。

  《文化广场》:理由是什么?

  刘禾:钱穆说的那个文学史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概念,它是“五四”以后输入的通史的文类。当时也引进了哲学史、思想史、文明史、科技史、艺术史诸如此类,因此文学史不是唯一的。从前中国人思考文学,不是以这种方式。

  文学史这个概念进来以后,很快就成为文化和思想的冲突领域,不同的人对文学史有不同的构想。比方说鲁迅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试图用国外文学研究的范式来重新梳理中国旧白话文学的发展历史,这在当时是很新的写法。鲁迅以后,文学史写作层出不穷,像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

  以我的观察,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了,每次都是重写,并且涉及到谁进经典,谁不该进经典等问题。长期以来,文学史都是思想冲突的场所。总之,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重写文学史都一直在进行着。

  文学史写作不可能一劳永逸

  《文化广场》:我们以前对历史的理解以为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但是文学史现在成了一个门槛,不是说文学史上发生的事实都该进入。文学史到底该是一种客观事实还是价值判断?

  刘禾:文学史的事实大约指的是具体作品,没有作品就无所谓事实。古代诗集中的作品,由于被保留下来,就成为事实。问题是,没有被保留下来的作品,是不是事实?《诗经》是被孔子选编后,留下的一部分古代诗歌,那么更早的诗歌是什么情况,人们无法确立。

  史学的事实往往也建立在文本上面。如果没有二十四史,没有《史记》的写作,没有历朝历代的大量历史文献写作,恐怕很难讲述事实,所以,最终还是落实到写作本身,而写作本身又大于价值判断。史学和文学是相通的,都依靠流传下来的文本或文献作为基础。文学史同时也是经典化的努力,作品一旦进入文学史,就被经典化了,这个过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钱穆说中国没有理想的文学史,这话顶多说对一半,因为文学史的写作不可能一劳永逸。

  《文化广场》:其实没有理想的文学史正是一代又一代写史人的动力,正因为现有的文学史与自己的理念观点不合,所以才有写作的触动?

  刘禾:文学史和通史写作有一致性,有官修文学史,也有民间的文学史,它本身总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一直是文学大国,也是史学大国,但在19世纪之前,没有人觉得有必要修一部中国文学史,这种通史写作是从国外引进的文类。其实应该允许各式各样的文学写作,为什么非要有个文学史不可?因此,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理想的文学史,而要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史?

  不要读文学史,直接读原典

  《文化广场》:你在国外哥伦比亚大学教比较文学,在国内清华大学也教过书,我想问,在国外有文学史课程吗?你讲比较文学和介绍中国文学时用什么样的教材?用什么样的讲授方法?

  刘禾:你的问题很好,几个星期前,在成都的白夜酒吧做我的新书《六个字母解法》新书发布,当时有读者问青年作家应该读什么书?我回答说,首先要知道不读什么书。我强调要不读文学史,不读哲学史,不读那些通史。读什么?要多接触原典。在国外的文学教育中,无论是中学、大学还是博士生教育,都不要求学生读文学史,这一类的通史只是参考书,我们要求学生读大量的原著。教英国中世纪文学的教授要求学生读乔叟的作品,必须系统地读;教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的教授要求学生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和诗歌。总之,学生要多读作品,自己判断,尽量不受文学史的干扰。

  文学史在中国很发达,可能因为我们是考试大国,文学史成了考试必读书,让学生记住作家和作品的名字,背下来就行了。但学生要是想汲取真知识,就必须抛开考试的功利主义,直接面对文学作品。我不是说,文学史的写作没有必要,它既然是意识形态和思想冲突的重要场所,那么它就有一定的理由存在。我自己20多年前参与《今天》杂志倡导的“重写文学史”,就是出于这一层的考虑。

  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学生读通史,为什么不让学生直接面对作品,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这是我的态度。

  《文化广场》:你在哈佛读博士也没读过文学史?

  刘禾:我30年前在那里读书,读了大量的作品,没有人要求我们读文学史走捷径,我们读的都是原典,当然也要读文学理论和学术研究。

  重视考试的都重视文学史

  《文化广场》:文学史也是中国特色?

  刘禾:不光是中国,凡是重视考试的东亚社会似乎都重视文学史。

  《文化广场》:台湾作家张大春说,文学史坦白讲就是有让文学系学生应付考试的价值,供养文学系的教授能够给他的孩子看牙或者是买新房子。

  刘禾:在考试这一点上,我跟张大春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和他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我刚才说过,文学史的写作同时还是思想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以夏志清写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为例,它不仅在国内是思想冲突的场所,在中美学界之间也是思想冲突的场所。在我看来,文学史这件事比看牙和买新房子要严重得多。

  让我总结一下,第一,文学史在美国大学,它的作用有点像百科全书,只是参考书,而不是正式的教学内容,它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第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由于历史原因,文学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负担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人们通过建立经典规范,用文学进行思想论辩;第三,文学史在东亚社会流行起来,是由于这一类现代教科书被纳入了考试制度,于是在东亚社会获得了特殊意义。

  《文化广场》: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认为在大学里用什么样的文学史教材根本不重要,谁讲更重要。你怎么看?

  刘禾:阅读重要还是课堂讲授重要,这些恐怕很难一刀切,不是所有的大学讲师和教授都能讲好。在这种情况下,读好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教授或讲师很会讲课,那么学生在课堂上能受到启发,得到一些信息,但这些毕竟不能替代阅读,学生必须大量地接触原典,才能增长知识,独立判断。

  《文化广场》:夏志清早在1961年写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在内地出版迟到了40年,它强烈的偏见在国内很受欢迎,你的看法?

  刘禾:夏志清是不久前去世的,我到哥大时他早已经退休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很早以前就读过,这本书对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贡献是,它强调张爱玲和沈从文的重要性。夏志清同时也看重钱锺书。在我看来,钱锺书是个很好的学者,但作为小说家,他并没有那么重要。虽然钱锺书的《围城》很受欢迎,但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沈从文和张爱玲是有独特贡献的作家,值得被重新发掘,我认为,这是夏志清的功劳。但我极不赞同他对鲁迅的评价,夏志清对鲁迅的否定,不仅仅是偏见。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原文和中译本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读者应该以原著为准去判断。夏志清半个世纪前写的一本文学史,在今天受到国内现代文学界的追捧,让我产生好奇。现在不是有个新词叫“民国范儿”吗?这本书在国内是不是成为“民国范儿”的一部分了?我想,夏志清知道了恐怕也会奇怪。

  文学史是思想冲突的重要场所

  《文化广场》:有媒体曾指出现今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被讲得越来越多,而革命文学、左联文学、延安文艺越来越少。认为在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中“去意识形态化”是“搞另一种意识形态化”。你怎么看?

  刘禾:这再一次证明文学史写作是意识形态和思想冲突的重要场所。参与这场争论的人未必真正关心文学,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去关注这些话题,他们还会读文学作品吗?张爱玲写的东西不是都好,有人热爱张爱玲是出于“民国范儿”。其实,张爱玲最好的作品是《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她的散文随笔也写得好,但她也有写得很差的作品,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无论左右,不读具体作品而专讲意识形态,等于是无的放矢。

  《文化广场》:张爱玲现在已经成了商家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商业符号。凡沾上张爱玲三个字的必大卖。一些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对张爱玲晚年的作品也缺乏客观评价。原来被意识形态左右的东西,现在被市场继续左右。

  刘禾:张爱玲热并不是因为商业文化取代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因为新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了商业文化,通过消费主义而潜移默化。从前的意识形态口号早已失效,没有人重视,也没人相信。当前的意识形态存在于时尚之中,存在于商品里,存在于广告里。张爱玲被纳入这个意识形态,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但问题是,她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人消费?

  文学史是不是一个香饽饽

  《文化广场》:1985年钱理群提出“20世纪文学史”概念,把晚清与“五四”打通,但至今这套书只有陈平原写出了第一卷。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是否该割裂?现代文学的时间节点是否该重新断代?

  刘禾:这是写文学史的学者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文学史的写作本身有多大的意义,那么他的这个说法就有多大的意义。钱理群指的是断代以及经典的构成,这是文学史写作内部的问题。我讲的是文学史写作的大前提,强调了两点,其一,文学史是思想意识形态冲突的重要场所。其二,文学史是国内考试机器的有机部分,它事实上妨碍了年轻人阅读原典。

  《文化广场》:鲁迅读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手稿时,觉得“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指示,胜于许多空理论”。这起码说明文学史在当时的语境和环境背景下有一定的意义。

  刘禾:在老一辈学者眼里,国外已有的学科和文类,中国自然也应该有。他们努力在知识上和学术上与世界接轨,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这一点是要肯定的。但后人在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是不是应该再多一些反省呢?我们一上来就假定文学史是个香饽饽,因此也想要它,但问题是:文学史是个香饽饽吗?

  我在20年前写过一本英文学术著作,后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叫《跨语际实践》,其中有一章是关于现代文学批评体制如何进入中国,另一章是关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体制如何进入中国,重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形成,那一章里我对文学史写作的前提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

  钱穆认为中国文学史值得重写,但至少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编一本高水平的诗集或散文集,例如北岛最近出版的那本《给孩子的诗》,也许比多写一本文学史著作更为重要。文学史越来越成为考试机器的一部分,已妨碍学生接触原典,毕竟孩子的时间是宝贵的,不如趁年轻读一些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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