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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事业不是产业字号


作者:曾娟  来源:投资时报  发布时间:2014-11-04  查看次数: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谈资讯时代的中国文学生态

  
近年来许多刊物在“识时务”的方向上谨慎转型,依托评奖、炒作某部“争议性作品”等招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事实是,如此这般的大多数刊物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丧失了原有的读者群体的支持。在《活文学之魅》一书中,施战军曾如此反思文坛上的各种大众狂欢式噱头。
  不可否认,在这个新的文坛里,文学本质的影响力正被削弱。由于国民阅读指数偏低,文学也时常给人以莫名的沮丧感。但施战军的理想主义从未泯灭,他还是要为文学领地“正本清源”:文学不能立即化为生产力,却可以为整个国族精神立法,建立起人与世界相处的内在通道。
  施战军,现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曾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个人专著有《活文学之魅》、《爱与痛惜》、《碎时光》、《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等。
               “舆论”下的文学生态
  投资时报:阿来的作品《瞻对》首发于《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鲁迅文学奖评选中,《瞻对》得零票,是否与文体有关系?
  施战军:鲁奖评选结果和非虚构栏目,我不认为两者有什么关系。评奖会有很多因素集合在一起。因为我不是该奖项评委,不该去猜测评奖。评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能去随便评论。
  投资时报:如何区分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
  施战军:在中国当代文学范畴中,报告文学是一种主流文体。三年前,非虚构才开始在国内文学刊物上开设栏目。
  实际上,非虚构文体的范畴还要比报告文学大一点。世界范围内,文学在粗略的分类学上曾分成韵文和散文。韵文是一种音乐性较强的有韵文体,比如诗歌、诗剧。其他的都叫散文,这里也包括小说。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分类,大概到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才开始把创作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
  在普利策奖中,虚构类与非虚构类一直都是如此贯彻划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新新闻文学”。有了《冷血》、《刽子手之歌》等几个代表性非虚构作品。卡波特他们说自己写的小说是非虚构作品,一开始舆论上不接受,后来“非虚构”概念逐渐被人们所默认。
  投资时报:固有观念里,是不是报告文学真的比非虚构文学更高明?
  施战军:相对来说,创作分类中的“虚构”与“非虚构”更加宽泛。最早的非虚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已经发生过的案件,到案发地重新顺着案件走一遍。以案件为核心,复原现场细节,慢慢把整个过程写下来。
  后来,人们对非虚构作品的理解越来越宽泛,包括个人自传、家庭、战争等。非虚构外延不断扩大,越显茁壮。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写过关于他父亲的故事,即非虚构作品《遗产》。如果往前推,一战结束时很多作品都像非虚构。比如,茨威格写的《昨日的世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等。
  按照如此理解,报告文学算是非虚构的一部分,在中国,报告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发在《人民文学》上,像《哥德巴赫猜想》。现代文学中也有这类作品,比如夏衍的《包身工》,但它不像我们固有印象里的“报告文学”。所以,在文体划分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和报告文学争个高低,或者它们之间是否有区别,而且报告文学的栏目也一直开设着。
  投资时报:人们对文学奖的热情似乎很高,甚至出现了“跑奖”一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施战军:舆论吧。现在信息渠道繁多,自媒体也发达。鲁奖、茅奖我都当过评委,但我真还没遇见过跑奖、送礼、请客吃饭的现象。
  至于文学奖,文学一评奖的时候就有人关注,没有评奖时无人问津。但是电影、音乐评奖多如牛毛,奖金不菲,各种红地毯、豪华晚会等奢华现象,好像并没有掀起这么高的批评风浪。
  投资时报: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已经缺失了思考、判断的能力?
  施战军:我觉得重心不应是思考文学奖,而是应该思考文学。现在的舆论主要只思考一个评奖现象,然后从负面的角度分析,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认真读书的人太少,只对泛上来的一些泡沫感兴趣。你可以去调查一下,起劲的人中有谁对获奖作品认真全面地读过。这不是逃避和判断力的问题,是心灵志趣的问题。
                    从人的状态写起
  投资时报:纯文学写作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施战军:大家的经验、想象和表达方式雷同的情况比较普遍。比如写乡村,描写内容肯定是关于乡村权力争斗、土地流转、留守老幼之类主题,或者围绕着几代人的乡村变迁史来写上述主题。随着时代演进,其实家庭内部经济结构、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生活的依据甚至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变化与人心的关系,需要仔细去看,其实乡村的文学空白还是很多的。写城市,几乎就是写人的漂泊感,人与人的隔膜,什么都不确定、不相信,情爱、婚姻、家庭,基本没有一个善终的。这些题材的写作几乎都超不出最通俗的预想。
  除此之外,对现实的模仿性太强,复制了生活的肤表,却看不出对现实更深的想法,或者是超越性的想法。现在的作家少见在思绪上扎得深、飞得高的。
  投资时报:国外作家的创造性会不会好一点?
  施战军:国外的文学,各有各的特点。现在,我们了解国外文学已经没有以前的障碍。新书很快翻译进来,世界文学跟中国文学那种天然的屏障已经弥合了。我们有时候就盯着国外的大家,看他们在写什么。偶尔也会看看国外的年轻人在写什么,国外的“70后”、“80后”在写什么。比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也会登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其实也都差不多。但是能看出优秀作家所受的经典教育,比我们更扎实和系统。传统与个人才能,两者缺一不可,这才可能出真正的大家。
  投资时报:全球都陷入一种“困境”?
  施战军:“困境”本身就是现在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作家基本都在写困境,而且把困境写得有文学审美感、有难度、有深度,也还是不容易。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其实她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在写一个主题:困境。还有奈保尔写的人类的困境、文化的困境,困境成了一个关键词。
  我曾经说过,文学主题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文学一直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习惯上认为我和时代之间是合二为一的,我必须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后来发现,“我”应该独立出来,是个性化的写作或者个人化的写作。那时候的写作状态是,想找到一个“我”。但是,找到“我”之后怎么办,一度陷入一种自我重复的境地。
  先锋文学和反思文学曾经逼问过“我是谁?”,带着一种哲学的思考。很多哲学内容跑到文学里面,好像文学已经具有了思考的深度。
  新世纪以后,作家开始努力,发现人和环境无法割舍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确立人的个性所存在的挣扎。文学的主体开始进入关于“人以及人与周遭”的思索之中,从“被把握的人”到“我”试图对这个世界有所把握。
  从独立的个人、变异的人,然后演变到人和境地的思考,直至“人何以如此?”—已经是文学中很深刻的思考路向了。
  投资时报:你曾说过,自然而然的写作是文学的高境界。所以,伟大的艺术家是有一定心灵阅历的人?
  施战军:那是肯定的,这个人不一定有野外遇险、社会风潮、战争风云的阅历,但是他一定有足够丰厚的心灵阅历。不过,有那些经历的人也了不起,内心一定是存有对这个世界非常敏锐的感应。
  投资时报:作家肯定不是只为自己写作,今天的作家如何能做到为后世明智,如何传递安顿心灵的智慧?
  施战军:内心得有准备。作品发表了,被关注了,有了一些名气,便以为大功告成,这种作家可能比较多。
  有的作家是清楚的,写作得为给人类做点什么。比如阿来,成为一位青年诗人之后,又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他把藏区最后的“旧”历史写了下来,人们曾经是在什么样的土司制度下存活的,那种制度到底存在着什么问题才导致消亡。《尘埃落定》跟过去歌颂奴隶觉醒革命、反抗奴隶主的主题完全不同。后来他又写《空山》,面对现实中国,在乡土、环境崩颓的背后,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看到了人们赖以生存的以及与天地对话的条件丧失了,所以多卷本的《空山》展现了他面对时代的眼界,对人类的处境有自己的忧思。
  投资时报:但更多年轻作家,是否缺乏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文化自觉?
  施战军:写作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这种自觉应该在写作过程中摸索出来。有些作家缺少这方面的心灵规划,想成为一个大作家,应该有所担承。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或者是所谓的优秀作家,那这种目标就太小了。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作家,总要为国族和人类世界的美好存在而分担些精神责任。
  阿来《空山》写完之后,他回过头又去梳理了藏区的历史,写《格萨尔王》。在人们口中,格萨尔王一直是伟大的英雄,但其实离我们很遥远。阿来设计了一个平民人物,也是格萨尔王的化身。这个人物身上有神性,但更多的是普通平民的人性。这个人物告诉你,其实格萨尔王是活着的,在凡间就有,格萨尔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既有生活,也有信仰,既有凡俗,也有神圣。
  少数民族在统辖上的问题一再凸显,阿来一边大量查阅史料一边深入藏区寻访和生活,研究过去的事,而他的心思其实指向现今。他找到了“瞻对”这块铁疙瘩,从清朝雍正、康熙时期直到国民政府再到解放,中央政权对这个地区进行怎样的统辖,有效统辖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对民族信仰的尊重以及对民族性格的理解,政治收归与文明统辖的要义,历史事实可资证明。这个作家心里面已经不仅仅是装着自己的创作了,也不是为发现历史谜团而侥幸惊喜地去描绘混乱,他心里有国族版图,所以阿来是一个比一般作家大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大作家。
  投资时报:文学史上的严肃探讨有没有让社会稍作改变?
  施战军:美国精神是现代西方精神的缩影。适用于整个美国公民社会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甚至不惜冒险的开创精神,萌生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样的小说以及爱默生演讲录这样的经典随笔,实际上就是在给美国精神立法。
  投资时报:“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用”,你如何看待莫言这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
  施战军:这里的没有用,指的是文学不能生产航母,不是立即变成生产力。事实上,文学是有大用的,它有着看不见的作用。我们从托尔斯泰看到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伟大,整个人类的人道精神。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海明威、福克纳,都曾表达了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个源头的致敬。
  你一定也知道莫言还表达了对《聊斋志异》等文学传统的致敬之情,现在的作家缺少这样一种创造经典的雄心和为这个雄心而做的谦卑、充足的准备。考虑阶段性的目的者居多,总是跟自己的同代人对比,或者跟上一代人对抗,这才是真正的无用。
  投资时报:年轻作家是否在丧失历史感?
  施战军: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规划自己的写作,把自己放在一个文学历史或者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当年英美国家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艾略特既是诗人,又是理论家,在大学任教时,他发现当时人们对英文传统有所漠视,便写下了著名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
  天才是很重要的,但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传统的依傍是不行的。反观中国作家,对于古典文学的回溯,很少有人真的对核心精神感兴趣。即便重述历史,边角料堆积过多,中国古典文化根基反而很少去触碰。说起网络小说,古代题材作品浩如烟海,又细分了那么多类型,其实所有的类型在近现代差不多都存在过。除了载体之外,它不是新东西。只不过现在的人更乐于借此敷衍长篇,讲故事、说段子、寻开心。
  投资时报:在你看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施战军:所谓的文学是人学,就是要弄清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指向的是,人应该更好地活。像老舍的长篇小说,所有小说的主题都是在说,老百姓想好好活着,可总有偏偏不让老百姓好好活着的某种势力和人。
  好的作品都是朴素的。正因如此,老舍常常对看起来是所谓历史“进步”的新东西有所质疑。《骆驼祥子》讲的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想过好日子,但就是过不上。《茶馆》也是这个主题,跟谁都作揖,就是想把茶馆开好能够过日子。可是几次折腾,总是觉得是在往绝路上走。《四世同堂》也是,就是在写北京胡同里的事儿,人们也想好好过日子,但是汉奸等各种事儿都来了,把老百姓的日子都打碎。社会花样翻新,但是老百姓不断被剥夺生活的基本保障。因为有这么一个朴素的认识,加上他真的有平民情趣,老舍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
                         被遮蔽的阅读
  投资时报: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八十年代资源稀缺到如今互联网时代的资源过剩,除了文学阅读外,形式丰富且多元。这期间,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状态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施战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还有五十年代,我们的媒体不发达。阅读资源少,出了什么就抢着读。一部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说印几百万册,是很平常的现象。
  最近播出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二十集末尾有很长一段剧情,徐迟采访了陈景润,写了《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人们去书店排长队购买《人民文学》杂志的盛况。那时候一部作品引起轰动、一份杂志发行几百万份的情况常见。资源稀缺的时代,大家别的也难以看见。
  近些年信息资源海量涌入,人们也无法安静下来认真阅读。尽管很多出版物都是严谨的、经过筛选精加工的文字,但是人们更喜欢去快速浏览刷屏。
  九十年代后,传媒化、娱乐化的热闹趣味大肆弥漫,对文学期刊这一非大众化媒体构成了遮蔽之势,文学写作和发表本身越发静寂、落寞。当前状况是,该剩下的读者都剩下了。真正热爱文学的人,固定在每期订户上。能静得下心读东西的人、思考的人,估计中国就那么多。
  投资时报:很多人说手机取代书本是一种悲哀,其实多数中国人已经很长时期不读书了,技术的进步比如微信的分享,反而让他们的阅读有所增加。
  施战军:绝大多数读者都是属于表面阅读,被信息所充斥。信息也是随手弃之,对于信息之外的,不感兴趣,也不想思考,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些信息养育成了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有“意见”的人,见多识广而不自知,基本上没有留意自己已经被信息所奴役。大家只是对信息感兴趣。对于思考、审美,觉得累。这对民族心理来说不是好事情,是危险的事情。
  投资时报:有人会说,尽管西方国家阅读率高,但人们读的不过是流行小说,比如《哈利·波特》。
  施战军:格非给我们讲,他去法国南部乡下农场,夜里没有人看电视和手机,老农就拿一本雨果的书在那儿看。包括俄罗斯,也是个有阅读习惯的民族。这种阅读不是说看手机、电视,或者花哨杂志。他们习惯拿一本书看,甚至是经典书,度过自己的阅读时间。
  流行畅销读物哪里都有,阅读的自由谁也干涉不着,只是看什么样的书,确实很重要。
  投资时报:是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物质原始积累?
  施战军:其实还是传统的问题。耕读传家,那个时代的物质好像还没有如今积累得好。我们的传统一断再断。
  投资时报:为什么是一断再断?最近的断层是如何发生的?
  施战军:最近的状况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媒体、新资讯上来以后。我们中国人是对所有新事物都要欢呼,一拥而上,不分良莠。只要是新的,大家就觉得是好的。地铁上,你看谁又在认真看书呢?没有几个。到俄罗斯的地铁上看,总有几个,读普希金的诗,看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书。所以,他们的文化传统可以坚持下来。全世界都在搞“当代艺术”,俄国最好的圣彼得堡大学艺术学院顽固地推崇和传承传统油画,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油画艺术人才中心。他们的诗人、作家照样能够受到尊重,葬礼比领导人还要隆重。冬奥会可以自豪地打出的代表性形象不是领袖,也不是战神,而是伟大文豪。我们这边从崇敬科学家、文学家再到做“百家讲坛”、“意见领袖”、大咖、达人的粉丝,是不是发生了断层?也许这些都只是表面的。
                  文学与市场能否并存?
  投资时报:在电影、电视等产业的带动下,不少文学佳作才得以广泛进入大众日常,引起关注。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施战军:这是中国的特殊性。看了电影《红高粱》之后,首先对巩俐、张艺谋感兴趣,没几个还要找莫言的书去看。真看文学书的,电影电视带不动他。最厉害的畅销书作者,他本身的一举一动就是在演电影。文学佳作靠影视带动的成功案例其实很有限,文学不属于娱乐也不属于大众日常。
  投资时报:在无阅读习惯的时代,除了创作者弃笔转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外,文学还面临什么问题?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施战军:我觉得人们还不太正视自己的生活。写作的时候没有正视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者身边人的生活。缺少自己的发现,对社会的各种现象观察得太类型化了。
  八十年代,路遥写高加林他们的个人奋斗,在城市不行,回乡村还能活,回到村子乡亲们对你还热情如旧。其实大家明白,高加林在感动之余会有更大的失落。现在作家描写的生活内容和场景,其实和前代人比,很少看到内在的沉痛,普遍处于一种比较麻木的体验之中。每天忙碌累得够呛,就是没有人停下来去看看生活的底细到底是什么,得多会咬牙,多么粗砺,又多么细心,才能在这个社会当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我们都渴望人间温暖,但是我们都局限于只是虚构一个温暖的故事。我们对待弱势群体时,写作者是一种天然的高高在上,是一种可怜人家的心态。我们现在对于非虚构的倡导,其实就是让你用心去触碰现实和历史,让你的心和描写对象的心对等交流,真切、掏心窝。
  生活的本相到底是什么,仅仅是艰难和粗暴、向上爬或者坠下来?其实是生活的所有苦乐,文学所观照的生活,多出来的是对人和人之间的体恤,有了这个,你自然知道难处何在、温暖从哪里来,它不是造暖,不是烧火,不是加温。这种具有体恤之心的作家,是有的。有些成名的作家,他们一直照着自己的路子走,一路写下去,不愁销路,读者相对恒定,作品有市场。但是新的写作者,应该好好想想这些事儿。想好这些事儿,有助于作品留下来。
  投资时报:早期的文学杂志《独唱团》、《大方》到近期停刊的《天南》,这类市场化独立运营的文学杂志为何只能短暂存在?
  施战军:这才几年?已经可以称为“早期”了?它本身就是资本运营方式,不是按照文学规律进行的,算是市场规律。资金链条断裂,就停刊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就跟办公司一样,资金链条断了就换一个东家,或者有了钱,重新办一个新的。张悦然的《鲤》之所以还在,是因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支持,所以就一直都在。至于怎样才算是市场独立运营,这个问题这次就不谈论了。至少你说的都不是。
  投资时报:作为权威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的主编,你认为文学应不应该市场化?又该如何市场化?还是说,文学需要“去市场化”?
  施战军:市场跟所有东西都有天然联系,跟任何一种东西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如何跟市场产生关系,这是一个各有千秋的秘密。比如文学创作,一本好书卖得很火,出版商和作家都获取了利益,这是好事。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市场不是“造”出来的。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一些打着文学旗号的读物,跟文学沾不上边。作为一种粉丝文化的产物,这类读物本质上不能称作文学。
  文学跟市场应该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有人喜欢就去买。出一本书,出版社事先就会去做市场评估。现在我们缺少培育最优秀文学作者、培育读者、培育市场的意识。我们把更多的市场培育到了畸形阅读里去了。比如儿童书,很稀少的字,插图与字体特别大,标价也特别高,但就是卖得很多。为什么一些儿童出版社会出这样的书?因为童书很赚钱,家长舍得,大家都明白下一代应该养成读好书的习惯,但是又有多少家长具备这样的分辨能力?
  片面强调市场化是荒谬的,文学与市场有联系,“去市场化”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但一味“市场化”,就等于“火化”,等于故意犯罪。
  投资时报:市场是否需要引导?你们有没有做过思考,比如对文学产业建立政策法规体系的保障?
  施战军:不是一直在引导吗?我第一次听到“文学产业”之说,我们应该更在意“文学事业”。
  投资时报:有年轻的写作者尝试发起个人众筹写作,实际上,这是在寻求一种市场与写作并存的理想状态。你怎么看?
  施战军:我不晓得“众筹”实现了理想状态没有。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60后”作家搞过“小说接龙”,很有意思,但是没能坚持下来。年轻时候多做些尝试总是对的,愿他们实现理想。
  写作的定位最好单纯些,你对市场和文学到底最爱哪一边,得看清楚。最好别以为鱼和熊掌会那么容易兼得。
  我还是觉得,正正当当的,按照原来自己设定的有把握的路线好好往前走,总有人买你的账。形式上再新鲜也只是表面,更多的还是你的内核。在中国,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毕竟还是有很多人真心爱文学、爱写作。我们不能只看到市场和受众的层面,比如一些文学杂志,编辑们每期都认认真真、精雕细刻地在做,他们也真心爱文学并把文学作为志业。《人民文学》是一个名家荟萃的杂志,也是分外注重文学新人的平台,年轻人是文学种子,我们愿意让优秀青年作家在这里发芽、开花和结果。有个栏目叫《新浪潮》,专门发表年轻作家第一次登上我们杂志的作品。《人民文学》这几年还适当发过网络、儿童、武侠作品,只要文学品质上乘,并不在意创作属于哪种类型。
  《人民文学》的网上订阅、阅读也已在摸索中起步,除了自己的官方网站,豆瓣等网上平台也颇受欢迎。特别是新开发的“人民文学醒客”手机终端已经通过测试,是杂志的扩展版,现已正式运营。
  投资时报:如果让你给我们的读者推荐优秀作家,你会推荐谁?近期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作品?
施战军: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4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今年最具分量的大作品。我们将于第10期推出晓航的长篇小说《被声音打扰的时光》,这应该是今年发表的最有活力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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