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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
   

宁肯:文学应从人性角度看待权力


作者:吴亚顺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4-11-05  查看次数:

宁肯 1959年生于北京,小说家,早年受诗人北岛影响写诗,1982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有15年写诗经历,为其后来的小说写作带来重要影响,小说多有隐喻、象征,注重语言,使他与多数中国小说家区别开来。出版有《蒙面之城》、《天·藏》、《沉默之门》、《环形山》等小说,获得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2014年10月出版最新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  宁肯 1959年生于北京,小说家,早年受诗人北岛影响写诗,1982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有15年写诗经历,为其后来的小说写作带来重要影响,小说多有隐喻、象征,注重语言,使他与多数中国小说家区别开来。出版有《蒙面之城》、《天·藏》、《沉默之门》、《环形山》等小说,获得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2014年10月出版最新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
《三个三重奏》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定价:35.00《三个三重奏》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定价:35.00

  宁肯的新作《三个三重奏》本月出版,探讨权力与腐败。这样的主题很容易走向通俗小说领域,但这部小说加入大段注释,创新文体,书中权力与人性交织,“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交响乐团”,引人入胜。

  洋洋三十八万字,稍显拖沓,阅读起来却十分流畅。写作时,宁肯同样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因为这是“一种针对生活而非娱乐的写作”,注定“会有太多的难题”。“很多时候走不下去,怎么办?这时回头看看你又走了很长的路,路不是在你前方,而是在你的背后,因此,常常是背后的路鼓舞着你向前走。”宁肯对新京报记者说。

  【小说述评】

  “思想者还是坐在轮椅上思想比较好”

  在《三个三重奏》中,因为“强有力的朋友”杨修提供的机会,故事讲述者“我”走出堪称小型图书馆的书斋,过了一段为期九个月的看守所生活,与死刑犯促膝交谈,倾听他们,承诺讲出他们的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看守所与图书馆是如此难以区分。“……我意识到即使在死牢里我也仍不时属于图书馆,我的许多下意识的、让我的对象(指谈话对象)木然的问题都和书以及图书馆有关。”

  看守所和图书馆,使人想起陈独秀所说的监狱和研究室:“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不过,宁肯写作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如果有什么联想,完全是碰巧”。他接着说:“陈独秀是一个行动者,而我,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反对行动者,我更喜欢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在书斋里我同意陈独秀,现实中则反对。”

  新作中,宁肯把“我”设置成一个有独特癖好的人,不是残疾,却酷爱坐轮椅,因为轮椅同时是一个可升降书梯,便于在书架间快速穿行。评论家王春林认为,这“具有了一种突出的象征意味”。“那就是,面对着如同杨修这样强悍的世俗权力,类似于‘我’这样纯粹的知识分子除了做一种细密的观察书写之外,隐隐然已经失却了行动的能力。所以,杨修才会断然指责说:‘可你整天坐在轮椅上阅读有什么希望?不是越读越废?’”王春林写道。

  谈及书斋和现实,宁肯则对记者说:“我觉得对于一个思想者还是坐在轮椅上思想比较好,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当然,轮椅更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样。”

  “权力也是每个人的内心问题”

  宁肯新作写了三个故事:国企总裁逃亡的故事、秘书走向权力巅峰的故事、“我”的讲述成为第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尤为典型。

  总裁杜远方长期处于权力核心,认同权力的逻辑,认为:“权力的逻辑就是齿轮的逻辑,是必然的,既是必然,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杜远方是冷血动物,这点他自己也认可,不仅冷血,或许包括独断专行、逆反、变态等,还有某种程度的王者的幻觉,这些可统称为“权力对人的异化”。

  在两性关系上,这种异化同样强势而有力。对于女人,杜远方主张:“我必须征服她们,彻底地让她们臣服。”即使不在权力场,而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仍然发挥作用。杜远方住在敏芬那里,正是以这种逻辑在“征服”她。

  不过,变化也随之发生。杜远方会单纯地想念敏芬,这种想念甚至会感动他自己;他还看到敏芬的眼睛里有一种鹿停下来的东西——他在观察、拍摄鸟的同时经常无意识地想到敏芬,以致敏芬和鸟难以区分,至少和某一种大一点儿的鸟难以区别。因此,当他见到敏芬会想到鸟、鸟的眼睛以及眼睛中的一只鹿停下:那是一种警觉,亦是一种优美,优美的警觉。宁肯说:“如果诗是最高的准确,我愿承认这是一种诗意。”

  这种单纯的想念,这种诗意的被发现,乃人性回归的反映。这正是《三个三重奏》所着力描绘的,宁肯并非简单谴责权力与人性,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权力,让二者相互映照。在他看来,对权力而言,所有人都是它的猎物。

  “权力不仅体现在权力场,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上。体现在风景、超市、自由市场、爱、美、情欲、厨房、火车、地铁、阅读、书信、电子邮件、微信、微博,旅馆,体现在一切方面。从权力的角度思考人,人很简单,但从人的角度思考权力,人很复杂,权力也不再简单。权力不仅仅是一个他者的问题,也是每个人的内心问题。”宁肯解释道。

  【对话宁肯】

  失联副市长是小说的倒影

  新京报:书中逃亡的总裁杜远方很容易让人想起最近发生的新闻,洛阳市副市长藏身长沙出租房,最终落网。现实与文学某种意义上的重合,给读者的观感,似乎现实为小说提供了印证,小说更加平易可读。那么,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否有不一样的感觉或作用?

  宁肯:重合与印证,你说出了两个关键词,也是非常秘密的词。所谓“秘密”是说这两个词对很多人甚至很多作家还处于“秘密”之中。重合与印证,表明了一种写作的很高级的可能性,是写作的秘境。

  你说的副市长藏身出租屋,我一点也不惊讶,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我在小说中已讨论过: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已在书中发生过。这不是我的观点,是那个伟大的盲者博尔赫斯说的,事实上也是更早的我们的庄子说过的: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我?这些都是不同维度的重合与印证,那位副市长难道不是杜远方的倒影?或相反?我在书中写了杜远方住进了出租屋,现实中的副市长就住进去了,因此我一点也不惊讶,我觉得很正常。

  新京报:无论是新闻,还是在《三个三重奏》中,都绕不开“权力”这个关键词,书里写到杜远方是冷血动物,说“通常所谓的冷血亦是长期握有权力的结果”——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倒是在逃亡中,杜远方慢慢“人性回归”,这很有意味。对于这一点,你有怎样的理解、思考与评价?

  宁肯:在权力场中看权力,是社会学的事,政治学的事,甚至是历史学的事,但不是文学的事。文学的基点是人性,与是否正确无关,文学绝不应图解政治、历史或社会——相反这些都应为文学的表达服务。也就是说,文学应从人性的角度看权力,从权力角度看人性。

  一般来说,人性在权力场中往往被最大程度删除,以至具有了几乎模式化的动物性,因此我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于权力场,而在于权力动物们脱离权力场后的情景,如日常生活或逃亡生活。脱离了权力场,人性必然复归,然而虽然复归了,但权力惯性并未退场,而是如影随形地体现在生活的细处,方方面面。这正是我真正着力表现的,因为这时候人性与权力难解难分,因此也具有了普遍性,任何人都能从中体察出自身的权力性。也就是说,特定的人性必须与普通的人性打通,这是文学所追逐的,也是政治学社会学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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