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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大事记


作者:张洁  来源:山东青年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6-05-18  查看次数:

——杨牧原长篇报告文学《我的爷爷是英雄》简评
 
《我的爷爷是英雄》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反映沂蒙老区现代革命斗争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是沂蒙革命老区现代革命史上的一首时代气息浓郁的战斗凯歌,是展现沂蒙老区现代革命史、乃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艺术的大事记。
报告文学是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文学根苗,写真纪实是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在写作意识上,长篇报告文学《我的爷爷是英雄》是对传统创作的刻意丢弃,作者的目光聚焦到诸满区武工队这样一个“抗战主流”之外的纯民间力量上,作者以实地采访“我的爷爷”葛秀廷为切口,以爷爷亲身经历的革命抗战历史为主线,逆时序地还原了爷爷葛秀廷那一代人的革命英雄事迹,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革命英雄形象,展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间的沂蒙老区乡村波澜壮阔的命运沉浮。
作品开篇将抗敌英雄葛秀廷放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从一个年代的穷与饿写起,在现实生存的逼仄下,在油香馍馍的刺激下,葛秀廷从诸满街来到了东流庄打短工,从吃饱、活命,他的少年戏剧性地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抗日自卫战争——东流庄战役。等他九死一生,逃回诸满街,小哑巴惨遭日军屠戮促使了他的抗战意识的觉醒,揭露了葛秀廷走向抗战之路的民族和社会根源。作品塑造了葛秀廷这样一个机智勇敢、野性十足,不畏死、顽皮、精灵似的少年英雄形象。同时,作者也不回避孩童本身所具有的弱点,在生理上,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饥饿;在生活阅历上,更容易因缺乏经验而犯错;在内在精神上,孩童有充满孩子气的较真和“虚荣”。作者通过少年葛秀廷和革命英雄孙隆三山上比枪事件,深刻地揭示出革命英雄主义并不能彻底泯灭一个孩童心底的无邪和“骄傲”。战争状态下的葛秀廷时刻面临着生与死、血与火的抉择与考验。在那个贫穷艰苦的旧时代,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似乎一直伴随着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又饿又渴的葛秀廷忍不住向一个过路的老乡讨要了两个水萝卜,导致队伍暴露,整支抗敌部队不得不转移。情节设置和人物性格真实可信,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体现出作者真实、客观的创作态度。
作品与其说是一个人的革命抗争史,毋宁说是在战争年代,沂蒙革命老区上下一心、浴血奋战、誓死捍卫故土家园的全民抗战史。作品一开始就为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真相:“我”的爷爷所在的武装力量,有八路、知识分子、庄户人、吹喇叭的乐工等,队伍组成人员可谓鱼龙混杂,整支队伍没有经过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走上抗战的道路,其动机并非都是出于民族大义,有的只是出于生存的实利(不挨饿、不被打死)和私欲而抗战,也有的不过是出于自己一厢情愿式的革命浪漫和幻想。作品在最后,胜利在望之际,面对敌人的暴虐和凶残,部队内部的叛变和投降,部队内部人员互不信任的情节也就显得自然合理了。可以说,作者不动声色,巧妙地为后文埋下伏笔。
书中涉及了发生在“我”的爷爷少年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革命事件。当费县抗日武装起义的人头还挂在费县的城墙上,东流庄村民自发组织的反抗战役就已经打响了;当日军、伪军、数以万计的汉奸用野蛮的屠杀压制了手无寸铁的劳动人民,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在齐鲁大地上,诸满区的反抗意识觉醒了,地区人民革命武装斗争星火燎原,配合主流战斗,终于汇聚成一片荡涤日寇的熊熊烈火;抗日战争结束后,老百姓还未在抗日胜利的喜悦中过几天和平安宁的日子,激烈的解放战争又开始了。作者运用超越时空的叙述方式,既能自由刻画对人物的心理和语言,又能造成悬念,引发心灵冲击,让读者在长达十余年的中国现代革命抗战历程中,在心灵的震撼中感受到战前底层劳动人民贫苦艰难的生活状态;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后,一系列的暴行给人民所带来的恐慌;感受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给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喜悦和希望;感受到解放战争时期,地主、军阀等恶势力卷土归来后,沆瀣一气,残酷迫害进步势力,在沂蒙老区笼罩着的那层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在心灵的震撼中,去感受,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平、自由、幸福的意义。
20世纪的无情战火以白骨为柴,以一代人的血与热为助剂,熊熊燃烧,烧尽黑暗,换取光明。作者采用平淡、冷静的叙事口吻,揭露敌寇的暴行和劣性,营造出惊心动魄的艺术质感。作品在战事描写中也深刻揭露了战争规律:战场上主动与被动是不可预计的,成与败瞬间可完成转换,战争的胜利有太多偶然性的因素。在战场上,再伟大的英雄,再传奇的人物,稍有不慎也会被战火无情地吞噬。作者对牺牲在蒙山战场上年龄最长的土八路孙隆三的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在孙隆三身上,体现出民间英雄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和战斗的铁血豪情。孙隆三之死使作品弥漫着浓郁的悲壮气息,作者描写孙隆三英勇就义时的场景具有画面感和镜头感,“青山埋忠骨”,给人以崇高感。
战火的无情还在于对无辜老百姓的洗礼,当敌寇沉迷于屠杀游戏时,总是会有更多萧瑟的身影在废墟中扮演着血淋淋的布景板,无助地看着另一个生命走向陨落。日寇用大木棍处死不做工的无辜老百姓,更多的人是在无力地目睹和等待死亡。在孩童的感觉中,死之前的等待是恐怖的、绝望的,也是紧张的。与之不同的是,作者对普通的家庭妇女、崔友义之妻梅子赴死却是坦然的。诸满区武装力量的重要组织者崔友义被国民党盯梢,为了减少妻子梅子和孩子静儿的危险,崔友义将梅子和静儿托付给老刘,商定分别撤出沂蒙。为了通过检查站的检查,崴到脚的梅子毅然决定暴露自己,让老刘抱着孩子先走,而自己却被反动力量逮捕处死。她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两条人命,写得荡气回肠,展现出一位母亲温婉动人的美好人性!
作者对战争的残忍有清醒的意识,但他在描述这些战争事件时,并不去正面表现敌我交锋时的格斗厮杀,也不去写战术方针的制定和执行,相反的,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尸骨横飞的血腥恐怖镜头,更多的是一些“旁门左道式”的反抗和“巧取豪夺”。这些抗争通常都不太遵循战场规则,故事情节波折起伏,出人意料,颇具传奇色彩,像武工部队暗夜偷袭伪军,巧取枪支;葛秀廷一枪击中日本的香瓜手雷救了三条人命;利用身高优势发出幽灵般的枪声,化险为夷;设计刀劈魏老六;装腔作势伏击王牌军……这些片段往往环环相扣,妙趣横生,大快人心。作者在处理这些场景时,先预设悬念,刚开始时,可谓险象丛生,无路可退,再巧施一计,因势利导,终致柳暗花明,拨云见日。读者在阅读时,往往会产生一种从起到落,由紧张到舒松的审美快感。作品节奏有张有弛,总体上以轻松诙谐为主要的叙事格调,冲淡了因流血和牺牲所带来的压迫感和紧张感,全篇有一种“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清淡和从容。
“图像叙事是一种在场的图说”(南京大学教授:赵宪章),可以说,图片也是报告文学求真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说“隔着一层”的回忆和作者的艺术处理方式或多或少会消解作品的真实况味,那么,书中所配的一些插图和文献资料则是对这一说法最有力的反驳。作品在描述战争事件时,几乎每次大的战役都会附有照片、文字史料来进行补充,照片涉及抗战时期当地的民居建筑、服饰、地方音乐小调等,对还原抗日战争时期地方人民的生活全貌具有重大意义。仅枪支弹药的图片至少有十几幅,为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临沂革命老区的地方武工力量、装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作者有意采取了儿童视角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在儿童纯真的视线中,由于孩童不具有认知上的判断力,一方面使得被其他报告文学作家所刻意遮蔽、删减的一些生活现实、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暴露无遗。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儿童和成人之间的自由置换,在思路上也显现出更为自由的写作姿态。作者不仅能走进“爷爷”的内心世界,“跳入”到那段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似身临其境般展现一代人抗战的历史真相;又能从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成人的高度,以一个成年人的思维和经验来观察抗战、叙述抗战,揭露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人性。作品运用儿童的思维和感知方式来展现敌人中弹身亡的场景,中弹的鬼子就像吃了吴老爷枪子的兔子一样倒地,透过这种诡谲奇异的感觉将一场战争描写得既酣畅淋漓,又格外过瘾,同时使小说语言形象生动,产生陌生化的表达效果。
儿童视角的处理方式也改变了以往的逻辑认知,使得在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题材中,原先的敌我两立、绝对善恶、层次鲜明的划分标准也变得模糊,变得客观起来,人物形象及其所传达的意义也变得更为丰满、复杂。
在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我”的爷爷葛秀廷童年给地主打短工的经历,为读者呈现了两类地主形象。一类是领导东流庄战役的抗日英雄吴老爷,另一类是杀人不眨眼、善于投机取巧、蝇营狗苟的地主魏老六。后者在一般的抗战叙事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这类地主唯利是图,为了钱财在口头上默许要领导抗日,但却贪生怕死,战前逃脱。而“吴老爷”这个人物,则让读者摒弃了以往的认知成见。作品中的吴老爷,在生活上能够体恤下人,富有民族骨气、耗尽家财换取枪支,组织青壮年领导武装抗争,是个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当然,作者对认知误区的纠正还不仅限于此。他一改以往的报告文学作品对“汉奸”这一类形象的脸谱化塑造,打破了汉奸必定是国格沦丧、道德堕落的,汉奸行为必定是低趣浅薄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汉奸陪衬正面人物的功能。作品中的汉奸介于普通老百姓和敌人之间,他们在扮演反面角色时,还背负着道德的沉重负担,他们身上暴露出人性的多个维度。一方面他们是敌人的“狗腿子”,不遗余力为敌人提供情报,迫害进步势力,在日寇和普通老百姓之间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但另一面,他们在充当日寇的帮凶的同时,也良心未泯,在殴打老百姓时,不似日本人那样心狠手辣,而是“棍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作品也深刻揭露出引发汉奸行为的因素是复杂的,饭店业主王进财成为汉奸,也有其出于“孝”的苦衷,而他被我方武工力量成功策反后,利用自己的反面角色在同敌人周旋的同时,注意隐藏自己,为我方提供情报,这些被成功策反的汉奸,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抗敌的效果。
作品彰显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创作才华,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自然场景的描写文辞优美,洋溢着诗性,作为青年作家杨牧原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尝试之作,无论是从篇幅还是就作品本身的质量来说,已相当不易。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创作热情和追求的作家来说,文学一定也不会亏待他。

(作者系《山东青年作家》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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